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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再出发，未来还有什么新贡献？外界或认为，元气大伤的香港，未来若能自食其力，且不再给中国内地添烦、添乱、添堵，已是最大贡献！

确实，香港当前已陷自顾不暇的窘境。港区国安法出台，香港社会秩序虽已逐渐平稳，但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四大支柱产业中，旅游与零售业受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的连环冲击，早已奄奄一息。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也在经济持续不景气的打击下，摇摇欲坠。进出口贸易早已受中美贸易战波及，且美国还撤销香港特殊地位待遇，令港商多年苦心打造的“香港制造”品牌，深受打击，无形价值损失更难以估量。仅余金融服务业，虽受益于泛滥环球资金涌港、中概股回归刺激，暂能力挽香港于既倒，但仍笼罩在美国或将祭出的金融制裁阴霾中，令金融业界犹如怒海孤舟，风险难测。

船迟又遇打头风，坐拥8000多亿港元财政储备的香港特区政府，虽已“开仓放粮”推出持续的纾困措施，但无奈世界各国疫情仍于铁锤与舞蹈（The Hammer and The Dance）间反复，难言疫情何时平息。且又须留力提防美国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制裁。香港特区政府纵使仓廪再丰实，也未必没有弹尽粮绝的一天。

多个产业“冰封”，遂令香港经济告急，今年上半年GDP大跌9%，为香港经济有纪录以来最大的跌幅，且预计全年将负增长约8%。香港若就此惶惶不可终日，坐等曙光重现再出发修复经济，届时无疑江心补漏，为时已晚。

然而，绝处未必不能逢生。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成效，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已率先复苏的中国内地，正在制定“十四五”规划，香港若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提早谋划、及时部署、主动参与中国内地的“十四五”规划草案编制工作，未来才有可能挽救倾颓经济，以及助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国际航空、航运及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更将推动香港在国家经济转型和发展中担当起新角色、做出新贡献。

“十四五”规划的全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是中国政府为未来五年（2021至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订下相应的具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依照往例，中共中央将于今年10月举“十九届五中全会”，期间将提出“十四五”规划的相关政策方针，再交给国务院据以研拟“十四五规划纲要”，提交明年全国人大与政协“两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实行。

香港自回归中国23年以来，与中国内地关系愈趋紧密，经济发展也愈发倚重中国内地，早在2011年，中国内地公布的“十二五”规划，首次将港澳发展单独成章，表明“继续支持香港发展金融、航运、物流、旅游、专业服务、资讯以及其他高增值服务业，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支持香港发展高价值货物存货管理及区域分销中心，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增强金融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在“十二五”期间，通过自身图强和中国内地力助，香港GDP由2011年的2485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3094亿美元，增长了约20%。

在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中，涉及港澳部分的内容再次单独成章，提出“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推动融资、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支持香港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

相比“十二五”规划，或许因为香港处理旅游（内地游客来港）问题欠妥，且自2015年人民币汇率改制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庞大、套汇频繁，内地游客赴港对香港外汇收入增长的效益不彰等因素，“十三五规划”未有纳入支持香港旅游业发展相关内容，但却增加了支持香港发展创新、科技事业、新兴产业等内容，既巩固及提升香港的原有优势，也配合中国内地的整体发展，推动香港GDP在这期间（2016年-2019年）继续增长了约13%。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十四五”即将开启，规划编制工作也正汇聚众智、紧锣密鼓推进中。若然香港未能主动、及时参与编制“十四五”规划，既难医治濒危经济，亦恐将自我边缘化，坐失良机。若然香港能洞悉先机、大胆创新，快马加鞭加快成为“十四五”规划的参与者、制定者和贡献者，相信最终也必将成为受益者。

那么，香港要在“十四五”规划中，扮演什么新角色，发挥什么新作用，才能为“国家所需”发展“香港所长“，推动香港再出发？我们认为，首先必须了解以下三个新变化。

其一，中国经济、外交战略已大转向。一方面，新冠疫情已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带来全方位的直接冲击，在此外部冲击下，中国同时还须面对国内消费难振、人均收入增长不高、人口逐渐老化、产业升级改造遇阻、企业债务和资产价格泡沫等难题。另一方面，中美博弈持续，无论美国下任总统谁属，美国均很大可能连同英、日、澳等盟国，在世界范围内“去中国化“。更有分析指出，若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最终与中国”脱钩“，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将降至1.6%。

对此，中国政府料将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与现有的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等战略相衔接，以此重构国内产业链、重新布局区域经济，冀能助稳经济、社会。同时，通过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运的建设，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辅以”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与周边的东盟、中亚国家和欧洲国家的物流供应链畅通，以及更加主动参与全球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制定，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和中英全面投资协定（BIT）谈判，冀通过加深与各国的经贸、外交关系，从而突破美国“去中国化”重围，并助长中国对外新通道、新贸易的发展。同时，通过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第三代半导体，提速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产业的发展，以突破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科技脱钩”、技术禁运。

简而言之，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料将打出“国内国际双循环+内外联通高效物流+新通道+新贸易+新基建“的组合拳，以应对国际国内的多重挑战。

其二、香港多个周边地区、城市发展均有新思路。“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为面对更多经济不确定性和动荡，人口老龄化和医药费上涨等社会问题，未来计划将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协助国人保住工作、建立公平与公正的社会、强化新加坡人身分认同、发展新加坡的政治以及建立“群策群力，共创未来”（Singapore Together）精神，以期将新加坡打造成为企业、创新和人才的全球领先者、伟大都市、亚洲家园。另一“小龙”韩国，则计划扩大新再生能源，争取发展成为全球第5大海上风力发电强国，并进一步发展氢能经济、新能源、半导体等新产业，以期发展为未来型产业强国。至于台湾的新发展思路，一是计划吸引部分在香港设总部的金融机构、停泊的资金、金融人才赴台，冀将台湾发展成为亚洲企业资金调度中心、亚洲高阶资产管理中心，二是持续争取和各国签订双边多边的经贸合作协定，更深化参与国际经贸组织、协助台湾企业拓展更大的海外市场。

位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则提出了全力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积极推动长三角各地分工合作，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模式，以及强化金融、贸易、航运等优势产业，加快发展“高、新、专”服务业，加快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生命健康、时尚消费产业，逐步形成新重点产业体系等宏大新发展思路。身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州，未来除了继续巩固传统的汽车、石化、电子信息制造三大支柱优势产业，还将大力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为主导的"IAB产业"，并推进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打造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南沙科学城、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等“一区三城十三节点”以重塑城市未来发展空间。深圳作为香港的邻居，除了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加快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等平台载体，一体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外，未来还将打造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谋划设立国际海洋开发银行，加快筹建海洋大学、国家深海科考中心，培育发展海洋经济。

其三，香港的传统优势逐渐减弱，香港过去赖以成功的“小政府、大市场”模式已渐失效。如今香港经济陷深度衰退，并身处中美之争夹缝当中，传统银行及地产业皆乏善足陈，仅被动依靠大型中资科技股来港上市支撑金融业。但时至今日，恒生指数仍是旧经济的集合体，其主要构成还以地产、银行、保险金融为主，本地欠缺具有实力的科技龙头企业，不仅制约经济发展，更限制资本市场多元优化。且随着越来越多中资科技股赴港上市，港股市场愈发成为“中国企业专属”市场，不但令港交所希望“华洋兼收并蓄，存贷外汇齐飞，债券股市一色”的国际化雄心遇阻，还因作为中国内地的境外国际金融中心，配合在美国的中概股回归香港，香港早前推出了恒生科技指数，以持续为中资新经济产业发展提供融资平台，惟美国要与中国进行“科技战”，相信将会在金融领域制裁香港，大力扼杀这一新平台并以此切断中资科技企业的“财源”，减缓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

再以香港另一经济支柱贸易及物流业为例，香港作为内地出口中介的优势今非昔比，不管是以从内地进口香港再转口到世界的转口贸易，还是以内地出口香港再转内销的转口回输贸易，均由于内地推出自贸港、自贸区等新国策，令内地加工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从新的自贸港、区进行转口。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以及新冠疫情对国际产业链的冲击，身处中国的跨国企业又建立了更具弹性的“中国+1”国际供应链，主要原则从以前的Just in time转为Just in case，这些跨国企业虽无法离开14亿人口的中国大市场，但也选择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地区再设立一个生产机构，这种改变最大目的是Make where you sell（在哪里销售，就在哪里生产）。上述贸易新趋势，已令香港从内地进口再转到世界的货值，从1999年占内地总出口额的43%，大幅缩减至2019年的6%，香港出口中介地位或将短期内迅速消失，香港贸易及物流业必将遭受进一步打击。

与此同时，在中美摩擦持续、支柱产业遭受冲击、新冠肺炎疫情未结束、社会事件仍有发酵迹象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未来香港底层人士处境更见艰难，中产阶级向上流更渺茫，财富与资产会更加集中于富人手上，在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趋势愈发严重的“马太效应”下，社会怨气将再次迅速积累，香港社会不稳定的局面恐怕在中短期难以扭转。

可见，香港曾经赖以成功的政经模式，已愈发难以应对世界新变革。虽然我们相信，在2021年的“十四五规划”中，涉及港澳部分的内容仍将单独成章，中国政府也将会继续支持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空、航运中心及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但如果香港不愿因应世局的改变，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旧发展模式，其拖延不决的代价或许可被遮掩一段时间，但将造成更可怕的长期成本，令最终解决问题的代价非常昂贵！

通过上述的对比和分析，我们认为，面对中国内地、周边地区均拥抱变革、唯新是从（Newness）的关键转折时刻，香港更须抱持宏观视野、评估环球经济整体走势，并参考周边地区发展新思路，做出有利于香港未来发展的决策。尤其是在中国内地全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香港要在“十四五”规划争取新定位、做出新贡献、抓住新机遇，将缺点变成优点，将传统优点变成新优点，我们对此提出以下五个具体建议。

其一，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人才中心。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世界人才报告》，香港曾在2016年排行全球第9名，勇夺亚洲第一宝座。在2《2019 年世界人才报告》中，香港排行全球第15名，在亚洲排行第2，仅次于新加坡（全球第10），美国则排行第12，日本排第35，中国内地排第42。在2019年的世界人才单项排名中，香港的Competent senior managers全球第4，Finance skills全球第5，Graduates in Sciences（% of graduates in ICT, Engineering, Math & Natural Sciences）全球第5，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全球第7，显示香港的优秀人才在亚太区各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

而且，香港培养的优秀人才也在亚太区各主要经济体中的科技创新、经济、金融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最耀眼的案例，无论是研发环保无人船的云洲智能科技张云飞，还是开发全球消费级无人机的大疆创新科技汪滔，他们作为香港科技大学培养的学生，现都已成为各自领域无可争议的领航者。

我们发现，此类人才的成功模式较有共通点：内地学生赴港大学深造，跟随从欧美著名大学回港各大学任教的内地籍教授学习，然后作为创新人才回内地创业。这种在港内地籍学生+在港内地籍教授+回内地创业的模式，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发展领域大放异彩。

当前中美摩擦增加，客观上为香港扩大这种特别的人才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之前指称中国的“千人计划”涉及间谍活动，威胁国家安全，逮捕了部分华人学者，更令众多在美的大学、科研机构的华人学者，尤其是基础研究、创新科技、生物医药类的华人学者遭受极大政治压力。美国有大学还驱逐所有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公派访问学者和留学生，限制中美学术交流，甚至不惜将之中断。美国政府也计划禁止中国学生赴美进行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研究生阶段学习。

美国此举，无疑将错失数以万计华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对其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的贡献。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在2015至2017年间，美国科研机构和大学在所有STEM领域的逾31000名博士学位当中，有约5000名中国学生获得STEM领域的博士学位。同时，大约90%中国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会留在美国工作至少10年以上，为美国的创新科研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供应。

香港要从美国这种反向人才流失中获益，在港区国安法实施，社会秩序逐渐平稳的情况下，可考虑一方面采取香港科技大学建校初期，时任校长吴家玮教授大力招揽北美顶尖大学华人学者的经验，再次大力招揽当前在美国顶尖大学工作的华人学者前往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及香港各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城市开设的分校任教及从事研究工作。

同时，我们建议应建立几间世界级的普林斯顿式文理研究型大学，以及在更多大学设立医学院。如果从美国回归香港的内地籍教授、学生数量众多，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及香港各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城市开设的分校无法满足科研职位、学位的需求，部分实力雄厚、拥有充足土地储备的香港企业，可考虑联同香港特区政府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政府，开办私立文理研究型大学，吸纳从美国回归的华人学者和学生，将香港发展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的高等教育重镇。

在大学设立医学院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富裕（Rich）的区域，但并非富足（Affluent）的区域，这从医学院的数量可以看出来。我们比较了粤港澳大湾区和西方富足国家/区域的差距，在英国和法国，每百万人口的医学院校数量约为2个，而德国约为3个，这些国家医学院的数量是拥有近7000万常住人口的粤港澳大湾区的3至4倍，这意味着大湾区的医学院数量远达不到国际富足的标准。由于大学医学院的功能不仅仅只是医学院那么简单，医学院的使命具有三个不可或缺的作用：教育、提高知识和服务社会。因此，如果香港的大学或其分校能够多设立医学院，既可促进生物医学产业发展，又能帮助民众对抗疾病。

上述举措一是可把握中国教育发展新趋势，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中就提出，“要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我们相信，习近平这些要求，未来也很有可能列入“十四五”规划，具备实力的香港企业和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政府可提前部署，以抢政策先机。二是可抓住教育服务贸易产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环球高等教育出口贸易已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已为英语国家每年带来逾300亿美元直接的经济效益，以及60亿美元的间接经济效益，还能带动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并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加上已有中国内地部分大学、中学考虑在香港设立分校，希望抓住教育服务贸易化的机遇。对此，香港更要考虑发展教育服务贸易产业，将其发展成为香港的新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

至于第二方面，香港可考虑为遭美国政府撤销留学签证、驱逐出境的中国访问学者、留学生，以及被禁止赴美进行STEM学科研究的中国学生，提供研究岗位和学位，让其可在香港继续进行研究和学业。

第三方面，则是推动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及香港各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城市开设的分校加大吸引优秀学生，为被美、英、加、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知名大学录取因疫情、签证等因素未能成行的中国学生、亚洲国家学生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这些学生可进入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及香港各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城市开设的分校就读，学生毕业达到学位标准和完成学业要求者将获颁发国际认可的香港各大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证书。

一旦这种在港内地籍学生+在港内地籍教授+回内地创业的成功模式，可以在香港良性循环，不但可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人才中心，也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乃至中国的科技创新、经济和金融发展，贡献众多国际顶级人才资源。

其二，推动香港参加更多国际性经贸组织。上文曾提及，中国政府面对美国联同盟国在世界范围内“去中国化“，将在“十四五”期间采取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和中英全面投资协定（BIT）谈判，冀通过加深与各国的经贸、外交关系，从而突破美国“去中国化”重围，并助长中国对外新通道、新贸易的发展。

但中国要在短期内签订上述多个协定却非易事。以中国有意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为例，CPTPP在2018年12月成立以来已涵盖了5亿多人口，占全球GDP的13.5%，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可以说，它代表了当前最先进的多边贸易协定。但中国要加入CPTPP存有一些障碍，一是中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CPTPP成员国政治问题上的矛盾不断升级，导致在贸易问题上也摩擦不断。二是该协议旨在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商业运作上的公平机会，要求国有企业在融资和政府工程合同上不受优待，并且要求这些公司增加透明度。中国现阶段暂无法满足这些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则大有用武之地，因香港不但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创始会员，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太平洋经济合作议会(PECC)、亚洲发展银行(ADB)等的成员，也是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的非正式会员、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属下贸易委员会(OECD)的观察员。香港如作为独立经济体，申请加入CPTPP、RCEP等在内的国际经贸协定的阻力较小，且一旦香港成功加入，可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其它城市和临近的海南自贸港，加强和各经贸协定成员国的贸易往来，以及参与这个区域产业链的再次整合和参与重组亚太地区的贸易版图，并在此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发挥关键的作为，使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接点、发力点。

其三、香港可协助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共同组建国际物流发展联盟，以及创建国际物流银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际海运、空运航线广受冲击，导致全球经济和供应链遭受严重影响。但连接欧洲大陆、中亚国家的中欧铁路，以其安全快捷、受自然环境影响小等优势，异军突起，成为欧亚非大陆贸易的大通道，例如，今年前9个月，中欧班列（义乌）共开行529列，共发运43802标箱，同比增长186.5%。又例如，前8个月中欧班列（成都），开行数量也逆势增长59.1%。这些班列不但加大中国各地与欧洲国家、中亚国家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也促进其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之间的经贸合作。

在此基础上，中国内地“十四五”期间，预料也将进一步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以保障中国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

对此，香港可凭借作为国际航空、航运中心的优势，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周边的海南自贸港，共同组建国际物流发展联盟，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建立区域连接机制。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最大的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则拥有广州南沙港、深圳蛇口港、香港葵涌货柜码头等港口，以及拥有作为国际航空、航运中心的香港，和广州、深圳等著名的国际机场，加上大湾区内有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网络。如果自贸港和大湾区各自为战，无疑浪费优质的物流资源，若能组建国际物流发展联盟，进行优势互补，很大可能将发展成一个从储存、包装、装卸到流通、加工、配备等集于一身的新型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物流联盟，从而共享共赢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机遇。

尤其是香港可在国际物流联盟当中，发挥在供应链管理以及相应的专业服务领域的独特优势、包括海事法庭以及仲裁与调解中心、航运金融保险等，以及协助设立国际物流银行，不但可为物流联盟提供支持物流业发展的供应链金融产品、融资服务，也能开拓国际物流供应链金融业务，并可以此扩大与物流公司的电子化系统合作，完善供应链信息系统，实现对供应链上下游客户的内外部信用评级、综合金融服务、系统性风险管理，从而培育壮大自贸港和大湾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打造现代物流体系。

我们也相信通过上述措施，不但有助于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也能通过自贸港、大湾区铁路班列、高铁、港口、机场的联动，让“一带一路”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更加无缝对接，更有助于增加中国在国际物流业界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其四，向中国内地推广香港积极消费的生活方式（Lifestyle），以推动中国内地扩大消费市场，助长民众消费观。中国内循环要顺利推行，需要扩大内需，形成大规模的有效消费需求。但民众面对高楼价、收入萎缩、教育医疗支出庞大等困境，日子并不宽裕，贫富差距也愈来愈大，导致消费意愿不高、购买力弱，中国的私人消费只占GDP的38.8%，即使一线城市如上海、深圳，其私人消费占比GDP也只有约50%。

反观香港，早已从“储蓄经济”转型为“消费经济”，私人消费总额贡献了香港GDP的69%，排在全球前列，甚至比世界消费大国美国的66.7%、英国的61.6%、日本的54.%还要高。相比之下，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其私人消费仅占GDP的36%。

为何同是华人为主的社会，城市之间的私人消费差距如此之大？究其原因，主要是香港的贫困人口同样拥有消费能力，这群人有资格租住公屋，及享有各类费用减免，固定支出并不高，日用品消费能力甚至可能强过很多年轻中产。再加上，香港是零关税地区，优质的外国日常用品、食物价格普遍经济实惠，即使是底层民众也能够消费得来，导致他们也愿意增加消费，尝试新产品。

因此，如果民众缺乏消费意欲，则刺激需求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优质的日常用品、食品价格降到最基层民众都负担得起的水准，由需求创造供给。

这并非是香港私人消费市场旺盛的单独案例。美国物价曾经从1700年代至1913年，稳步下跌近150年，在这段时间，美国历经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虽物价下跌，但也促使消费增多，令需求旺盛，需求增加则促进供给加大和生产效率加速，从而推动物价继续下跌。持续至今，美国私人消费占比高，也是由于优良日常用品、食物的价格低廉，大部分民众都消费得起。

因此，可考虑向内地推广香港的消费模式，以及向内地更多输入香港优质且价格低廉的外国日常用品、食物，此举可促进内地消费人群扩大、普通民众更愿意消费。

与此同时，香港拥有的众多广告、设计和品牌相关人才，过去数十年成功为香港本土商品、外国商品打造出消费者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极大地促进民众的消费意欲。对于要扩大内销，促进消费的中国内地生产厂家，也可考虑引进香港广告、设计和品牌相关人才，通过打造更具国际化的知名品牌，以此吸引民众更多消费，同时也有助于香港的相关产业、人才进入内地发展，捕捉内地14亿人口的消费大市场。

最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可进一步参与国际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我们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十四五”期间，香港除了应继续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以进一步协助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强化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发展国际基金管理中心，吸引中国外汇储备资产配置更多香港资产，减少对美国产业的配置之外，还应关注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已衍生出的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金融科技等“新基建”产业，加上绿色金融亦已成为国际金融发展潮流。

面对新的交易产品、模式和市场游戏规则的兴起，目前国际金融体系却仍旧纠缠于传统的金融市场和产品未能与时俱进。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如能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监管框架、法律框架等方面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新领域完善和制定新游戏规则，协助中国与各国相互合作、协调，在金融监管制度、监管框架、法律框架等方面加强对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此类新基建产业，以及绿色金融等方面的监管、引导，使之满足促进全球金融发展、完善治理的新需要（详见拙作《香港回归20年的不变与变》 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3209?archive ），此不但可以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和内涵，也能推动中国新基建产业、绿色产业的发展，更能因此裨益全球各国。

无论是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人才中心，还是参加更多国际性经贸组织。无论是协助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共同组建国际物流发展联盟、建立国际物流开发银行，还是向中国内地推广香港高消费生活方式，推动香港参与国际新金融规则的制定和完善，都可见香港虽然面对多重冲击，但自身仍有多样优势，因此有能力为中国内地做出许多新贡献。如果香港能够把握时机，发挥优势，深度参与“十四五”规划，针对国家所求，施展香港所长，将不但有利于为中国内地的经济转型和发展打开突破口，也可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凭借与中国内地的强大“合力”，破除自身旧有模式的桎梏，实现全新的“香港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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